姚明當年選秀的時候由于國家隊訓練不能到美國去，是在北京一家外國媒體辦公室舉行的，當時的中方主持人就是我，我擔負的另外一個任務就是把姚明被選了之后的感言翻譯成英文，告訴休斯敦，休斯敦那邊說好多人在等著，好幾萬球迷在等著。所以，這次姚明要退役，姚之隊一直希望我抽空來主持這個退役儀式，這樣就完整了，可以見證。那時候我的頭發(fā)還都是黑的，現在都花白了，9年了。

　　關上一扇門一定會打開另一扇門

　　議程設置就是簡單，一切的話筒、鏡頭、大家的問題都要圍繞著姚明進行，沒有那么多的旁枝末節(jié)，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職業(yè)的操作方式，而且主題也設得非常好:“明謝”。“明”肯定是指姚明，“謝”有兩個意思，一個就是感謝大家，就像他今天說的那樣，還有就是姚明的謝幕，同時也是另一個大幕的啟開，就像姚明說的，關上一扇門一定會打開另一扇門，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符合姚明。

　　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商量，最擔心的就是小寶寶，姚沁蕾如果哭了，可能葉莉就會帶她走，如果表現良好，那就大家一批一批上，為什么說大家一批一批上呢，考慮到小孩的感受，如果烏泱泱一堆人沖上來，小孩就嚇哭了。先上來幾個人，四五個人，然后再多一點，如果小寶寶表現良好那就再上來多一點，這是我覺得整個會議姚之隊想得非常周到。

　　沒有那么多的感動，我就覺得只有一些非常糾結的感情，就像我的開場白只有一句話，這可能是我主持的所有這個級別的發(fā)布會中最簡單的一個開場白，“今天沒有新聞，只有心情。”

　　因為姚明。因為我有三種心情，姚明退役感到很遺憾，其實以他的能力和身體的整個狀況打到35、38是沒問題的，但是這么早退役肯定對中國的籃球、對中國的體育是暫時的損失;另外一個是釋然，當你看到姚明和家人幸福地站到一起，如果你想象姚明真的受了重傷，不可逆轉，坐在輪椅上，大家會是什么心情，所以我覺得姚明釋然，為姚明高興，因為家庭最重要，健康最重要;第三就是一種期待，我相信姚明離開籃球場，不穿運動服，穿西裝一定能夠比穿運動服作出對籃球更大的貢獻，因為他現在具備這種見識，具備這個能力，他同時也具備這個眼光。

　　重新給中國年青一代樹立了自信

　　我覺得他除了籃球之外他還有另外三大貢獻，可能我們替代不了。第一是對時代的貢獻，時代就是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時代，一個騰飛的時代，姚明自己作為一名“keep　working　hard”，繼續(xù)努力工作，永遠努力工作，這是時代的精神在他身上的體現;另外是中國進入WTO以后，雖然說我們打開了大門，西方也對中國打開了大門，但大門和大門之間是隔著千山萬水的，有很多“河”要去跨越，有很多“山”要去翻越。打開大門的時候可能是彼此質疑，姚明用他自己的形象，架了一個橋梁，到達彼岸，他們就知道現在的中國人是這樣的，是這么幽默的，這可能是起到了溝通東西方，消除彼此誤解的巨大的作用。而我們現在中國要發(fā)展，很大一部分要做的工作是要消除誤解，達成共識。其實姚明他的這些作為也就是北京奧運會的口號“one　world　one　dream”“同一個世界，同一個夢想”。這是要通過具體的事去做的，不是光喊口號，光拒絕彼此，指責彼此能做到的，這是很重要的;第三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他重新給中國年青一代樹立了自信。這種自信是什么?就是我們知道在姚明之前，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到美國啊、歐洲啊，回來說我們美國人怎么著，我們德國人怎么著。明明自己是中國人，那個時代是很痛心的，我們還記著。但是姚明去了，永遠說我是上海男孩，我是一個中國人。但它并不妨礙去學習交流，去吸收，甚至享受西方的這些文明成果。但同時他也把西方的他的隊友、教練、媒體帶到上海，讓這些人來感知上海。所以我們特別注意到，大衛(wèi)·斯特恩評價姚明是“變革”，他給聯盟來帶了變革，我想他也給中西方關系帶來了變革。那么同時呢，斯特恩和亞歷山大——火箭隊的老板都提到了一個詞，就是剛才我和其他NBA的官員們、朋友們交流的時候他們也提到的:姚明特別有尊嚴。我覺得尊嚴這兩個字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別是在我們富起來之后。我們中國人老說:衣食足而知榮辱。榮辱是什么?榮辱就是一種尊嚴。他為中國的新一代，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，在世界上贏得了尊嚴。

　　因此我就感覺，西方人關注姚明，他們實際上是在關注崛起的中國。中國人關注姚明，實際上是更多地了解西方。他這個作用，所以我們說暫時是無人取代的，這就是姚明在體育之外的一個巨大貢獻。